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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澜: 谈中国慈善现状

时间:2015-01-31 点击:

  核心提示:谈中国慈善现状慈传媒《中国慈善家》:你曾说过:“在过去的30年,(中国)主要是市场成长起来,慈善发展特别弱。从推动社会进步的角度,我有一种迫切感,应该让更多人有这种认识。” 据你的观察,中国慈善发展特...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谈中国慈善现状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杨澜

  • 慈传媒《中国慈善家》:你曾说过:“在过去的30年,(中国)主要是市场成长起来,

慈善发展特别弱。从推动社会进步的角度,我有一种迫切感,应该让更多人有这种

认识。” 据你的观察,中国慈善发展特别弱的表现有哪些?

杨澜:我觉得特别弱的,首先是政府对于慈善公益和慈善公益组织的态度。

在中国,政府还是有非常强大的力量和基础,所以,政府的态度非常重要。

政府应该把慈善公益积极纳入到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力量中,

而不是怀疑它、拒绝它,而是鼓励它,特别是要给予基层的、草根的慈善公益组织

进入的渠道和成长的空间。

第二,我们的免税制度、我们对于基金会的审核,基本上还停留在扶危济困

这样比较狭窄的层面上。所以,我在离开政协的时候做了一个大会发言,希望

文化艺术领域能够尽快被纳入慈善公益的定义范畴,给它一种政策上的扶持和规范。

还有就是我们缺少专业的、以慈善公益为一生职业追求的人才,一方面因为没有

专业的培训,另一方面因为没有体面的收入水平。

慈传媒《中国慈善家》:如果从推动社会进步的长远角度来看,用一种现代

慈善的理念,来看待中国慈善发展目前的现状,你认为最需要改进的是什么?

杨澜:缺少一种战略性的规划,是中国慈善家们必须要面对的一个问题。

一种更为理性的捐助行为,一种更为长远的眼光和更有持续性的团队建设

和模式建设,是中国慈善家在目前这个历史阶段都必须去探索的方向。

慈传媒《中国慈善家》:你认为怎样的才是更为理性和可持续的捐助模式?

杨澜:2008年汶川地震过后,我们与全国妇联中国儿童青少年基金会合作,

发起了“汶川大地震孤残儿童救助专项基金”。在我们的带领、组织和筹募之下,

一共筹得了将近六千万元人民币。

在灾区,我们发现,很多时候一个孩子能够收到四五个书包,但却没有一瓶矿泉水。

还有一些善心人士捐款盖了医院,却因没有合法运营的基础而没有医护人员的指标配给,于是医院最后被用作仓库或其他用途。这种运动式、誓师性、带有一定盲目性的捐赠行为,

引起了我对灾区救助模式的反思。

我们当时其实是有条件去盖一所中心医院的,但是后来发现如果要真正服务到

那些孤残儿童,最好还是在社区,在他们能够到得了的地方。所以,我们最终

选择了在既有的社区医院开办孤残儿童康复活动中心的模式。我们的艺术教育项目,

也是基于这个模式开展的,即尽可能地依托既有的渠道,而不是在渠道上去花费

不必要的投入。

谈影响力慈善

慈传媒《中国慈善家》:从1997年通过希望工程与慈善结缘,到建立阳光文化

基金会并担任主席,你的影响力慈善大致经历了哪些阶段?

杨澜:我没有做过特别详细的梳理和回顾。我觉得,可以分为三个阶段:第一个阶段,

比如说,我和希望工程接触,做一些义务的电视节目和海外宣传,

主要是借用作为公众人物的个人形象,去为既有的慈善项目做推广。

第二个阶段,应该是1998年,那个时候长江发大洪水,我和我先生吴征第一个

发起了电视募捐活动。我们个人也参加了捐赠。从那以后,我们就陆陆续续地

去作为发起者,发起一些慈善公益活动。

第三个阶段开始于2006年,那时阳光文化基金会在香港成立。2009年,

我们又在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下面成立了阳光文化基金,在中国内地有了运作的平台。

这个阶段,就更多的是一种组织行为和一种机构行为。

这三个阶段的影响力各有不同。第一个阶段,是鼓与呼,是传播者。第二个阶段,

有一定的组织性在里面。第三个阶段,则是希望以自己的团队来摸索出做公益的

一些可持续的专业化的方法和模式。

慈传媒《中国慈善家》:可否结合具体的例子谈谈,阳光文化基金会成立后,

是怎样做影响力慈善的?

杨澜:阳光文化基金会成立后,主要的愿景就是推动中外慈善文化交流与合作。

在这个方面,我们做的第一件事情,是和北京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,

以及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下属的豪瑟非营利组织研究中心合作,

策划发起了一项从2007年开始的五年计划,为中国的非营利机构培养骨干的管理人才。

当时,很多人质疑,做公益还要学习?还要高级管理人才?这些在当时都是比

较新的概念。所有参与计划的老师的费用和学员的学费都是我们来出。

先后有五百多人参加了我们的培训,同时有一批学术论文和研究案例产生。

我们觉得还是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启蒙作用。

当然,后来有王振耀先生的公益研究院,以更加固定的机构的方式来做慈善培训,

但是,从早期的慈善培训来说,我们也算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的。

谈慈善的支持性环境建设

慈传媒《中国慈善家》:你在多个场合提到,中国慈善的发展有赖于一个

没有利益冲突的第三方监督和评判机制。

杨澜:当慈善界人士或机构遭受质疑的时候,让每一个当事人自己去说,

有点不公平。应该有一个第三方的监督和评判机制。李亚鹏嫣然基金会那件事,

后来北京市民政局出面做了澄清,它作为一个指定的监督机构,它的澄清是有力度、

有说服力的。

慈传媒《中国慈善家》:如何建立起这种第三方的监督和评判机制?

杨澜:我在中国慈善联合会担任副会长,曾屡次在会上提议,由作为行业组织、

与其会员不构成竞争关系的中国慈善联合会,去聘请一个独立的机构,

例如说会计事务所,对遭受了质疑的会员或会员团体进行评审,然后出评审报告。

这个提议受到很多人与会者的赞同,但是,后来发现,其实不一定要通过慈善联合会,

因为各地的民政局就应该有做这件事情的资质和法律地位。

只不过有很多地方的民政局不作为,在它那里注册了的机构出了题,也没有出来澄清。

这种不作为,会让做慈善的人感到很难受。

慈传媒《中国慈善家》:其实,第三方的监督和评判机制的设立也是慈善支持性

环境建设的题中之义。除此之外,还有什么?

杨澜:在10%的管理费用限制下,我们可以用个人和企业补贴的方式保证管理团队

的质量和稳定性。但是,是不是每一个基金会都能够用这种方式来做呢?对于那些

草根的基金会来说,它们有没有条件这么做?贴不贴得起?

所以,我想,关于基金会管理费用的比例,我们应该突破原来局限在10%的机制,

而应该有一个弹性的空间。

 

作者:不详 来源:中国公益慈善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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